【正文】 

 

　　2009年6月25日，在最高人民法院举办的“人民法院工作指导思想理论研讨会”上，出席会议的11位法学界人士纷纷发言，对于“三个至上”论（即近年提出的指导政法工作的“坚持党的事业至上、人民利益之上、宪法法律至上”的原则）即作出论证。在次日《人民法院报》发表的发言摘要里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知名学者是如何挖空心思、殚精竭虑地从不同角度为这个口号寻找依据的。人民大学的张志铭教授发言的标题居然使用了“互为表里，三位一体”一词，无独有偶，清华大学法学院的王振民院长在发言中也用了“三位一体”这样的表述。他是这样说的： 

 

　　“三个至上”并非对立，而是有内在逻辑联系的。“党的事业至上”是对人民法院的政治和精神要求，“人民利益至上”是对法院司法活动社会效果的要求，“宪法法律至上”是对人民法院的法律要求。在我国，党的事业与人民的利益是统一的，共产党没有任何自己的私利，共产党的根本目标就是谋求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。我国宪法和法律是共产党领导人民制定的，既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法律化，也是人民利益的法律化。“三个至上”实际上是“一体三面”，三位一体，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，其核心内容、精神实质是一样的，从不同角度对人民司法提出了要求，要求人民司法从政治上、社会效果上和法律上要做到高度、有机的统一。这也是古今中外任何司法活动都试图追求的一种理想状态。（《人民法院报》2009年6月25日，黑体系引者标注） 

 

　　了解基督教神学史的人都知道，这“三位一体”（Trinity）可是一种相当玄妙的学说。早期基督教在传播过程中，一些人总难以理解上帝、耶稣基督以及圣灵之间具有怎样的关系，因此纷争不断。一直到纪元后325年召开的尼西亚宗教会议上，才确立了统一的解释：上帝只有一个，包括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三个位格，不过完全居于同一本体（homoousios）。这就是后世所谓“尼西亚信经”。虽然人们从《新约全书》里可以发现“三位一体”学说的权威依据，但是这毕竟是一种难以作出验证的事项，所以教会宣称这属于“奥秘”的“启示”，无法用理性作出论证，只能因为信仰而接受。这样的解释当然难以消弭争议，就在尼西亚会议上，阿里乌派就不承认多数意见，坚称上帝“一位论”说，因此被宣布为异端。之后，君士坦丁堡大主教聂斯脱利又提出基督的“二性二位说”，在431年受到以弗所会议的绝罚，聂斯脱利被革职流放，但也成就了一支小的教派即“聂斯脱利派”，边逃亡，边传教，后来居然一直传到中国，成为基督教入华的第一次，即著名的景教。 

 

　　让我们从基督教神学史回到“三个至上”的讨论。也许志铭教授和振民院长并不是在神学意义上用“三位一体”这个概念的。不过，他们以及参加会议的学者们的言说风格却有着浓厚的神学色彩，全然没有法律学者应有的审慎和批判精神，因为其间容不得理性的质疑。不妨举其中一二事，略为申说。 

 

　　振民院长说“三个至上”表达的是对于法院的不同侧面的要求，也就是他所说的“一体三面”。但问题是，当我们面对一个具体案件的时候，这不同的要求之间仍然会发生矛盾。姑且以不久前刚刚收场的湖北巴东的“邓玉娇案”为例。假如（强调“假如”）按照法律的严格规定，邓玉娇应当认定为无限正当防卫，不负任何法律责任。与此同时，在网络上人声鼎沸，民情嚣嚣，但是人民的呼声并不一致，假如七成左右的网民认为应该严格按法律规定，邓玉娇不该负刑事责任，但是还有三成左右的网民认为邓玉娇毕竟杀了人，不负任何责任是不合理的。又假如地方党委认为考虑到此案产生的巨大影响，为了既维护政府形象，又不至于引发更严重的危机，不要对涉案地方官员作出刑事处罚，同时需要对于邓玉娇作出既构成犯罪、又不要进行实际处罚的判决。如此一来，法院就必须协调这三种不同的要求。请问振民院长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你是否可以给我们的法官指一条路：他们该怎样判决，才能做到三个都至上，或者怎样才能达到你所谓的“从政治上、社会效果上和法律上要做到高度、有机的统一”？ 

 

　　说到这里，不妨顺便质疑一下西北政法大学的贾宇校长。他的发言看上去要力求避免出现法官以“三个至上”作为规避执行法律的借口： 

 

　　“三个至上”是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工作的指导思想，不是司法人员办案的